说明：本文使用的资料，均引自陶武先、王荣轩两位同志任顾问的《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组编、《当代成都简史》编辑部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市图书馆馆藏图书《当代成都简史》。如果不是来自《简史》一书，则另加说明。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上这段并不多余的话，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本文是一篇严肃的讨论成都历史的文章，文中引用的史实均引自正规书籍，并非道听途说。

一、反右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5月4日，成都市委召开会议，制定了成都市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整风运动开始后，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市政协、市人委先后多次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各界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动员他们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从5月14日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发出内部指示和文章，要求做好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反击在整风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此后一个月，成都市继续在机关、学校和重要企业动员各界人士和学生大鸣大放，以进一步暴露右派。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了什么？》，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的号角。很快，成都市反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市共揪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3000多名，还网到了青年诗人流沙河、潘大逵（著名民主人士）、叶石（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谢文炳（四川大学副校长）这样的大鱼。

之所以在开始叙述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前写上有关反右这一笔，是因为反右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我个人认为（特别加上“个人认为”这几个字，是因为书中没有这句话），如果没有反右，那么不难想见，次年进行的人民公社化等运动必然遭受巨大的阻力，难免会有人要“发杂音”。

二、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市金牛宾馆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等37个文件。会议在继续严厉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1958年7月，河南遂平、平舆两县首先办起了人民公社。它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后来就称为“一大二公”），并且“政社合一”。接着毛泽东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从8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在普通开展反右倾和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进行人民公社的试点和全面规划工作。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通过和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成都市至9月18日，全郊区13个乡8个国营农场、7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组建成5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共225583人，实际从事生产劳动者84865人。温江专区建有人民公社290个，参加公社的有4855516人，实际从事生产劳动的有2094763人。

人民公社全部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实行“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社员个人的一些财产如自留地、屋基地、牲口畜禽和成片林木，都收归公社所有。原来的穷社与富社统统拉平，“不算旧账”。农村集贸市场关闭。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的口号下，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提倡“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进而发展到穿衣、治病、上学、看戏不要钱，有的公社甚至发展到“八包、十包”（包吃、包穿、包婚、包丧、包嫁、包娶等），一切生活和福利事项均由公社包下来，以“扩大共产主义因素”。队队办起“共产主义公共食堂”，拆掉家庭炉灶，没有收锅碗瓢盆，社员口粮全部拨到食堂管理，开大锅饭，不定量，敝开肚皮吃饭。

顺便说一下，公共食堂不仅办在农村，而且城市也要办公共食堂。笔者自己就曾熄了家中的炉灶，一家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

在大办人民公社的同时，成都和全国一样，1958年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全市采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建起了汽油桶炉、炒钢炉、焖钢炉、坩埚炉、锻钢炉、吹钢炉11501座。1959年7月17日，为促进大炼钢铁的发展，中共成都市委又召开万人上山动员大会。

在大办钢铁运动中，成都各县从农村无偿地调集青壮劳动力，按班、排、连、营组织起来上山大办钢铁。他们自带口粮，在社里参加分配。如1958年冬至1959年春，双流县抽调23000多个青壮劳动力（约占全县劳动力的一半）组成钢铁生产大军，到崇庆县勾家坪开矿炼铁；华阳县抽调25200个劳动力到灌县弘口、麻溪山上，建起250多个土高炉。以上两县城乡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昼夜兼程地给矿区运送大米、蔬菜等生活资料。由于缺乏技术、设备、结果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声势浩大地干了一个冬春，并没有炼出合格的钢，还让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三，经济困难的出现

1958年的大跃进很快就造成了城乡经济的困难。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成都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让经济困难更是雪上加霜。

成都的反右倾运动始于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结束之后。8月12日，中共成都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和省委《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10月下旬，成都市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斗争。运动至1960年1月结束，参加运动的党员共17389人，揪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思想、右倾言论的人员共1932人，反右倾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顺便说一句，我在其它资料上还读过这样一段历史。当年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李XX个人对“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创造性的发明。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8月30日省里突然通知县处级干部开会。去了以后发文件，就是《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本来李XX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会议取得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回四川却闭口不谈发生在庐山的一切，反而故意把《意见书》发给大家看，上午看下午讨论。在当时农村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于是表态同意。岂知第二天即宣布了中央对彭德怀的结论，这些人才知道上当了，冤冤枉枉地被“引蛇出洞”，成了“小彭德怀”。

四、城乡经济困难加剧

几年的大跃进，造成很大浪费，企业没有给国家建设提供积累，反而亏损巨大，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农村，由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风的盛行，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如各地普遍推广的双季稻，虽然遭到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普通反对，1957年仍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迫推广种植，双季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当年成都双季稻种植面积达289202亩，分别比1955年和1956年增加536%和617%；平均亩产仅28公斤。

五、城乡出现粮食危机

1959年至1961年，成都连续三年农业全面大幅度减产，到1961年，全市农业产值下降至5.16亿元，粮食总产量下降到210980万斤，不仅比1958年分别下降48.4%和45.3%，而且还低于1949年的水平。在减产的情况下，仍坚持实行高征购。全省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粮食的征购率分别为总产量的48.9%、46.2%和38.8%。征购率比全国平均高9.2%、10.7%和9.2%。留粮数量分别又比全国低26.3%、26.4和26.9%。粮食征购率之高和农村人均留粮率之低，为全国所仅见。

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市三年间全市农民每人平均所得粮食为:

1959年                          102-195公斤

1960年                          65～133公斤

1961年                          63～146公斤

由于极度缺粮,开始出现肿病.1959年以后逐渐蔓延,非正常死亡增多,户口连年锐减.据统计,全市(含城区、郊区和县区)总户数在1959年为1321040户，1960年降为1273358户，减少47682户，减少3.61%。

成都市1959至1960年连续三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死亡率在正常年景为0.1%左右，而1959-1961年为：

1959年                   3.87%

1960年                   5.27

1961年                   2.7%

从县区统计看，1957年为4315005人，1961年减至3777371人，减少537634人，减少12.46%。1959、1960、1961年人口死亡率分别达到4.57%、6.4%、2.91%，；连续三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人个补充一点。以上数据均为成都的统计数字。但成都毕竟是四川的省会；不少地处边远的乡下，饥荒比成都更为严重。

六、国民经济的复苏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都市也认真地总结了失误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

1、1960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分两批开展以退赔为主的整风整社运动，重点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2、取缔供给制，解散公共食堂；

3、改变公社管理体制，实行队为核算的基础；

4、从1961年开始，恢复劳动评工记分制度；

5、重新给农民划拨自留地；

6、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7、允许并鼓励社员恢复和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

8、大幅度压缩双季稻种植面积，至1961年全市双季稻种植面积降为40622亩，比1957年和1958年减少85.95%和85.77%。

上述措施使农村经济得以迅速复苏，1962年全市农业总产值恢复至61679万元，粮食总产量137.22万吨，分别比1961年增长19.62%和30.08%。在新经济政策的刺激下，1963年夏秋成都市郊各种经济作物获得大幅度增产，市场供应日趋丰富。

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而且确有实效的紧急措施，却被林彪、四人帮指责为是“复辟资本主义”，几年后又发生了更加惨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再一次陷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之中。

七、结束语

“一切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话。的确，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人们本不应再揪住不放。但人们却不能不深思：为何如此荒唐的事竟然能畅通无阻，无人敢于反对？以当年的双季稻为例。双季稻该不该种，问这的样的问题已经是如同“太阳是不是从南边出来的”一样，根本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如果说居庙堂之高的省级领导不知道双季稻给四川造成的后果是多少严重，那么处江湖之远的基层干部难道也会不知道？既然他们都清楚明白，为何没有一个人敢出声说出哪怕半句真话？

为铲除再出现半个世纪前那场悲剧的根子，就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