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卫星

  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可是在河北省鸡泽县，一起早在８年前就查明的案件，却由于强大的关系网阻挠，犯罪嫌疑人至今依然逍遥法外。当地老百姓说：鸡泽县的法网斗不过关系网，老百姓有冤难伸啊。

　　１９９８年农历３月１６日，河北省鸡泽县浮图店乡高金云家，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柜子里的的农业银行存折被偷。警方顺着线索到县农行调查，发现了案中之案：高金云的12万存款，早在１９９５年５月５日和５月８日，就被该行职工张志军等人全部取走。
　　第一个承办该案的警官高彦林（时任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长）查明，在银行帐上取款的情况是：张志军、崔治民两人各２万，高尚吉、高现民两人各４万。

　　第二个承办该案的警官孙志平（现任的经侦大队长）调查的结果是：张志军没取一分钱、崔治民取了2万，而高尚吉、高现民两人一个取了45936元、一个取了54064元，三人共取了12万元。

    按说公安局查明案件后，就应该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案件。对已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即可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然而，时过八年之后，犯罪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12万元被窃取的款项至今未回到储户高金云手里。

　　八年来，为了讨回属于自己的12万元存款，70多岁的高金云老人成了全县有名的上访户。他跑遍了县里相关部门，也向不少上级机关反映过，可案件就是办不下去。有的当事人甚至威胁他说：你永远也别想告因赢，要是再去告就把你逮到公安局，让你蹲大牢。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２００１年县法院通知他去，一个法官问他：你还告不告？如果告就按个手印。高金云按手印后，法院就把他扣到公安局。关了两天一夜，还罚了１０００元。为此，高金云老伴曾跳进一人深的水池子以死相逼，劝他别再告了。可是这位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老革命有个犟脾气。他说“我要拿出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劲头来，把官司打到底，我就不信天下没讲理的地方！”

　　高金云老人要讲的理也很简单：银行储蓄的原则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我在银行存了１２万元，就有取款的自由。银行职工取走了储户存款，应该由银行内部追查责任。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的钱存进银行，怎么就变成了银行职工可以随意支取的私有财产？而且再也要不回来？
　　如今高金云老人一贫如洗，生活难以为继，双目已近失明。他甚至说：我不想追究任何人的罪责，只要让我取回存款就行。可是，按照鸡泽县司法机关目前的办案进度，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估计在他有生之年难以看到了。
 
　　办案警官孙志平２００５年曾亲笔给高金云写了一个“渎职罪”字条，让他按此罪名到检察院举报。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却说罪名不成立。

　　万般无奈的高金云找到了《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希望记者将案情公之与众。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５日记者给鸡泽县委书记武十周寄去一个特快专递，希望他推进此案早日解决。半年多过去了，最近邯郸市委已经公示武十周同志要提拔为副市级领导，可是该案依然没有启动迹象。

    铁证如山的监守自盗案，为什么迟迟得不到处理呢？一些知情人道出了原委：在这个不大的县城内，案件当事人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家在乡下的高金云老人没关系没门路，想凭一己之力打赢官司---除非日从西出。

    按道理来说，发生监守自盗案件，银行应当最关心破案情况。因为他们对储户的存款安全负有第一责任。然而，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鸡泽县农行不但不追究，反而竭力包庇犯罪嫌疑人。原因何在？就是关系！

　　有人说：就是因为几个取款当事人与该行领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据了解，四个取款人与银行领导关系如下：
　　张志军曾任鸡泽县浮图店信用社财务审核，他妻子是该社主任陈俊恩的小姑子；
　　高尚吉和陈俊恩丈夫高孟民（该乡党委书记、其父曾任该县公安局局长）是叔伯兄弟；
　　高现民儿子是陈俊恩外甥女丈夫；
　　崔治民是陈俊恩丈夫高孟民练武的师傅，崔母亲去世时，高孟民还去披麻戴孝。
　　让我们再看看这些人与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关系：
　　鸡泽县公安局政委徐建新和陈俊恩是儿女亲家；
　　徐建新弟弟徐新国是该县法院副院长；
　　徐新国的妻子岳苏霞是该县政协副主席、县财政局局长；
        岳苏霞表弟董志军是该县法院立案庭庭长；
　　高孟民哥哥高吉民是该县检察院的科长；
　　高孟民和该县人大副主任张社江、县交通局副局长乔玉镜是结拜兄弟（乔父曾任该县县长）。

　　当然，有关系与有证据是两回事。到目前为止，高金云也无法提供当事关系人阻挠办案的证据。但是有一些疑问令人深思：
　　为什么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案子，拖延时间居然超过了八年抗战？

　　为什么当事人上访八年之久，竟没有一家政府机关为其主持起码的公道？如果不是关系网起作用，究竟是谁设置了重重障碍？

　　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正常的案件拖延八年就是对国法的亵渎！

　　２００５年记者将此事在互联网上公布。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７日，在鸡泽县的椒城宾馆，鸡泽县信用联社的理事长张金勇当着县委有关领导的面对记者说：“高金云那１２万元，我们不是给不起，也不是不能给，就害怕给了钱后他再讹上我们。其实那个钱就不该我们出，主要是看他可怜。具体怎么给他钱你先别对他说，你先把稿子撤下来，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记者把稿子从网上撤下来后，鸡泽县信用联社再也没了下文。

　　如此简单的监守自盗案，却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成了老大难问题。至今仍在该县的公安局、检察院、农行、信用联社、纪委、政法委、信访局等部门踢皮球。

　　高金云的１２万元存款能不能取回来，其实已经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银行的信用问题。如此对待储户存款，将来谁还敢到鸡泽县农行、信用联社存款？没有存款，银行靠什么生存？令人遗憾的是。在企业信誉与个人关系、个人利益之间，银行方面选择了后者。

　　据知情人讲：当事各方都在拖，就是想拖到７６岁的高金云寿终正寝，使案子不了了之。到那时，高金云的１２万元存款，不知会变成谁的赃物。

　　可是，我们能不能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不能还高金云老人一个公道，让老人在有生之年得到起码的公平，而不能让他死不瞑目。

　　在一个孤独老人面前，是众多权势者结成的强大关系网。窃取他１２万元存款的人，其实不仅仅是四个被查出的犯罪嫌疑人，而是所有参与包庇的权势者。

　　他们不仅窃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普照在鸡泽县的阳光，还剥夺了一位老人的晚年幸福和生活希望。

　　一个不能让法律之光照耀鸡泽的县委书记即将被提拔到市一级领导岗位，对于那些想永远掩盖真相的权势者来说也许是幸事。但是对于高金云老人，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可能成为高金云式的蒙冤着来说，也许是不祥的预兆！